学者谈三孩全局性配套政策:"生育"不只"生孩子"这个节点

发布时间2021-08-18 10:13 作者:佚名 原文链接:点击获取

继“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在2021年又迎来一次重大调整,这也是一项具有广泛牵动性的战略决策。

为推动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落实落细,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近期主办了“解读三孩生育政策 推动构建包容性配套支持措施”线上论坛,并于8月16日在官方微信公号上公开了与会专家发言内容。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菊华在发言中谈到,怎么理解三孩政策,如何通过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来助推新政落地,是重要的学术和现实议题。

她认为,第一,应突破时间局限,用历史和前瞻的双重眼光来看三孩生育政策。三孩新政出台后,社会上一个普遍看法是,政府紧促性的政策调整,透视出“中国政府真的急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依次出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全面三孩”政策,是中国政府对生育率长期过低的一种恐惧,即从过去对高生育率的恐惧转变为今天对极低生育率的恐惧。其实,任何政策都是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根据现实情境不断调适和完善的,也是对社会思潮或社会需求的一种策略性回应。

因此,应把三孩生育新政放在历史长河中,从千年/纪元、百年/世纪、十年/纪等角度来进行考察。从纪元角度看,历史上一直有“人口论”和“人手论”之争。从世纪角度看,五四运动后,中国一直都有关于生育节育的主张,“人口论”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的生育思潮。2021年距“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家庭计划倡导刚好过去了半个世纪,但生育口号发生了逆转,半百之年,从“三个多了”变为“三个正好”或“一个少了,两个也少,三个正好”。从纪的角度看,在最近短短8年间,中国实现了从严格的生育控制到全面三孩新政的转变,背后反映的同样是“人手论”与“人口论”之争,但其驱动逻辑已截然不同。

第二,应突破空间局限,把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置于全球视域下考量。欧洲(尤其是南欧、东欧和西欧)、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婚育观念与婚育行为都先于中国内地发生了巨大变化,更早地实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与第一次人口转变不同,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婚姻、家庭和生育全方位的转变,是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是在理念驱动下的行为转变。转变约始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欧洲,继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蔓延。面对这一新的转变,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后陆续推行了鼓励生育的政策。

把中国置于全球大视野中可知,当下中国生育政策的宽松,不是孤立、独立或独特的现象,而是国际生育思潮的一部分;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的提出亦非中国首创,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早已施行了支持生育的政策或项目。实际上,无论是几十年前中国政府采取的生育控制项目及随之而来严格的生育政策,还是当下的三孩生育新政,都属于全球人口大思潮下的中国行动;不同的是,先发国家或地区多只是倡导家庭计划,而中国将之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故家庭计划的自主空间被大大压缩,个体的选择性也失去了意义。

第三,应突破对“生育”的狭隘认知,施以全局性、全程性的配套之策。“生育”不只是“生孩子”这个节点事件,也关涉婚嫁、孕育、生育、养育、教育的全过程;生育也不是家庭或母亲的专责,而是家庭、国家、社会的共责。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涉及17个政府部门或群团组织之间的协同配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始政府一直强调,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202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将婚嫁考虑在内,这都意味着,对待“生育”问题,必须要有过程视角和全局眼光。

杨菊华称,自己在2021年5-6月在中部地区开展的一项关于生育配套支持政策的调研中,访谈了一位35岁且已育有一儿的男性,他确有二孩生育意愿,但担心如果再生一个儿子,“两个儿子是养不起的”。从其汽车和手机品牌研判,他应该属于中产阶层,经济条件不会很差。“养不起”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不愿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若再生一个儿子,谁来照看?而且,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坑”,住房是一个更大的“坑”——在省城给每个儿子分别购买一套住房是刚性需求。不仅城里人,多数农村人今天也缺乏很强的三孩生育动力,“两个够了”是受访者的普遍表达。除生育观念的变化外,农村的养育成本也大大提高,以前那种“散养”模式已然成为过去。可见,不仅在城市,即便在农村地区,也需要有全程性、全局性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

杨菊华表示,自己在近期的多篇文章中,就全程性和全局性问题进行了探索性思考,提出应从时间、经济、服务、就业、家庭友好氛围营造等方面入手,降低婚嫁与生养成本的主张。然而,政策放宽是一回事,广大群众是否会“承政府之情、买政府之账”并生育三孩,则是另一回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些政策并未带来明显的生育效应,且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因此,对于如何在宽松生育政策情境下继续推动职场的性别平等,必须予以高度警觉;三孩新政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能否落地、各自效用如何等,亦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也需要继续加强研究与研判。

(责任编辑:刘淑芬_NQ4973)